人权强调个人的权利、自由和个人的人格尊严，强调其目的是使个性活着个人的才干得到满足和充分发挥。
于是，他者提出疑问直至质疑，或者称为这种说理方法本身"招惹疑问，"也就不是奇怪的事情。两相对照，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。
当仅仅阅读"明确法律规定与法律原则"和仅仅阅读"形式逻辑推理"的时候，阅读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发觉这是"这么规定的"，这是"本来如此的"，不会发觉这是"很有道理的"。因此，可以指出，通过"充分"的努力，时常难以表明法院的法律论证是理性的。换言之，因为在说理方法、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上，"知识相对丰富"或者"知识相对有限"必定是存在的，所以，我们才能看到乃至才能谈论特定群体、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出现的 "没有争议"或者"一致意见"。[60] 其二，在清晰明确的基础上对单纯的法律论证提出质疑是非常困难的，也是几乎不可能的。[15] 近两年，中国许多法院开始借助各种媒体特别是网络将裁判文书加以公布，我们可以注意观察这些公布的裁判文书中的法律论证从而发现这点。
如果这些通过法律论证体现出来的道理、根由、依据遭遇了有力的反驳，或者，更为严重的是，经过反驳，人们认为反驳表达出来的道理、根由、依据才是"真正的"或者"可以接受"的，或者至少是"比较可以接受"的，那么，谁会认为曾经阐述出来而又遭遇反驳的道理、根由、依据是理性的、有根有据的？这意味着，准确来说，当人们提到法院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，要求法院裁判的理性和有根有据的时候，人们不仅在希望法院应当讲出一些道理、根由、依据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希望这些内容是无法辩驳的、不可动摇的。典型例子之一可以注意北京法院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《北京法院15类简易民事裁判文书减肥》。司法者的"耐心"，作为当代中国基层司法的一个经验，[59]富有争议。
而在副刊中，类似的"手记"，并不丰富。"比较有限"，甚至"十分有限"，恰恰可用来讨论当代中国基层司法如何可能展开一种制度创新。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，可内在镶嵌地成为法律意义的对错解决程式的并置要素，且具有"催化推动"效用。讨论"司法为民"，则需要将司法者的"耐心"作为基础。
其二，特别需要提到，通过这种"文学化"体现出来的"耐心"，没有呆板、迟钝，甚至本身已经排斥了耗费时间的可能低效，换言之，由于可以使被司法者愉悦、会心地较快同意如何解决纠纷，故可以富有成效地使被司法者深感惬意。尽管可能存在其他功能，如提高微观司法活动效率，[29]使司法者在互动理解中提高司法判断，[30]以及前面提到的支持司法实际效果呈现，但我认为，而且将要论证，前面两个功能是基本的，实为最重要。
第一，如果被司法者因为种种原因，如纠纷争议十分尖锐，如对司法者具有陌生感，从而使司法者缺乏一定威信，则"文学化"能产生一定弥补效果。[45]作为典型例子，一般民众总是期待拥有重要权力的政治家是"温和对待型"的。第四部分，分析这种"文学化"的微观司法"市场结构"，考察其中特殊的"需求／生产"关系。在一起监护权纠纷案件中，一位祖母在儿子去世后，要求孙子留在身边，而孙子的母亲要求自己带孩子。
[14]在中国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司法中是最为明显的。而如以上述第一份经验资料为例，比如"插说"、"比喻"，我们也能发现类似效果。[31]参见（美）波斯纳：《超越法律》，苏力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页584。然而，正因为自然，因为这样感觉以及这样一般容易觉得，故作为诸如比喻修辞、故事化的引导叙述等司法日常话语，上述经验材料可作为典型（后文将集中讨论第一份和第二份），其中最为可能的"文学化"内容，时常也就被排除在了"文学化"的法学考察视野之外。
[39]波斯纳就有类似的看法，参见波斯纳，见前[31]，页606。[60]但其亲民为民的一面，已经获得了广大基层群众的普遍认可，包括基层司法人员的普遍认同。
第二，因为没有、也不可能注意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（见本文开始部分），故英语国家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学术探索，难以触及微观司法场景中的"文学化"的"市场机制"，进而难以触及对司法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"被司法者的隐蔽、潜在期待"这一概念。文学修辞叙事的亲和感染，可发挥"辅助"作用，是支持实际效果呈现的重要因素。
被司法者被感染了，因而感觉平等、愉悦和温馨，从而有时的确可能发觉"如此已经公正"。第三，本文的分析论证，也许可以部分有效地用于目前中国基层司法时常以文书形式展开的"法官寄语"（"法官后语"）实践，使其积极意义，更为明显地挥发出来。文学化元素，虽有"策略"意旨，也即巧妙解决问题，但其中亦包含了亲和作用。曹萍、高为民："法律权利与道义责任的两难抉择"，《中国审判》2007年第6期，页80。[38]尽管，这些学者的观点，主要不是针对司法日常话语而言。这里的深层功能是：被司法者和司法者的畅通交流，有可能使司法者调整自己，进而提出更为合适的司法意见。
但司法本身，似乎应避免"吸引"、"号召"、"行政"。作为上述"手记"以及其他"手记"作者的基层法官，极为可能也是这样感觉。
这是一种社会政治的迷惘。[7] 从世界范围司法知识的研究谱系看，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，亦为盲点。
但对于中国广大基层司法环境来说，实际情况则是，这种代理人的数量十分有限，被司法者承担代理成本的能力，同样十分有限。它们，仍是重要的样本。
[63]这里的一个进一步思路是：从应然角度看，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，实际上是以对案件审判的"特别关注"、"感情投入"作为前提，故越是认真且越是具有耐心，也就越是应该自然而然地展开"文学化"行动。如果期待符合实际需求的准确理解，则同样首先要求有能力认识实际需要。[63]Olivia Stockard, The Write Approach：Techniques of Effective Business Writing, San Diego: AcademicPress, 1999, p.61. [64]Ian Ward，见前注[8]，p. 39 进入 刘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司法日常话语 文学化 基层司法经验 。[18]参见扈亭河："第二调解室"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07年2月14日，第8版。
应当承认，司法日常话语"文学化"的运用，没有这些前提，则法律对错和实际效果的认识，就有可能产生严重扭曲。因为微观，以及信息几乎可全方位地不断传递、交流，故一方面，司法者的"亲和打动"形象，较为迅速地得以逐渐丰满，如从风趣到练达，如从练达到机智，如从机智到"使欣赏者无法抗拒"……另一方面，司法者的"法律"形象与"文学化"形象，得以不断相辅相成。
更准确地说，这种憧憬，仅仅是理论上的企盼，基于韦伯式的法律专业现代性的实际发展，特别是在中国基层，其几乎是不大现实的，法律语言的交流困惑从而无法回避。其次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在使司法者和被司法者之间显得地位平等，或使司法者显得平易近人之际，上述"文学化"，以亲和打动效果，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司法者在被司法者心目中的地位，巩固了司法者的魅力型权威，进而加强了其司法权威。
再如，政府不断自上而下地强调政治稳定（如尽力避免上访）。因此，我们看到了，这种"文学化"如何能在司法者和被司法者之间，建构"主持谈判者更可信赖"的意识感受，且能使当事人更加尊重老庭长的主持谈判的身份，当然，也包括了，如何能在司法者和被司法者之间，建构"主持说理者更可信赖"的意识感受，且能使当事人更加尊重老庭长的主持说理的身份。
故本文思考比其更进一步。颇有意思，作为例子，上述三个方面，使老庭长可以非常顺利地在某些情况下进行"家长式"的法律教育，如在上述经验材料中，批评试图离婚的一方。[24]其实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"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"（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》1999年第6期）中指出，要增强、公开判决书的说理性，这实质上就是考虑了被司法者理解的"司法公正"的要求。后者体现出来的司法形象、影响、权威等，与前者类似。
进而言之，颇为有意思的是，这种功能使其意识到，"以前是"而且"现在是"角色类似、相互合作的，总体上讲，正所谓"将心比心"。其实，在司法公正的理解中，全面、整体的一致理解非常困难，但某一阶段、某一层面的合作理解，则有可能，也可以看到。
以上述第二份经验材料为例，当来到自己曾亲身经历、且具有象征意义的"菜园"，听老庭长谈起种菜，聊唠家常，纠纷各方时常就会-自然并不必定-在故事描述化的倒叙展开中，转变对纠纷的初始固执立场，逐渐倾向"以和为贵"。[18] 在这份经验材料中，可看到另外一类"文学化"：故事型的叙述。
从现有中国学术研究状况看，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自然是盲点。[53]尽管许多学者从各种角度试图定义"司法公正"，[54]但可以看到，从实践角度来说，司法者认为的司法公正，时常可能遭遇被司法者的否定。